国际反洗钱组织“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发布评估报告，直指新加坡在打击洗钱活动上存在结构性失衡。数据显示，虽然该国每年查获逾万宗洗钱案件，但近九成聚焦于网络诈骗等简易案件，导致涉案金额更高、性质更复杂的跨国犯罪未能获得同等程度的调查资源。
FATF报告核心批评：资源分配失衡
星期三（5月6日），国际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简称FATF）发布了针对新加坡的第五次反洗钱、反恐融资和反扩散融资评估报告。这份文件对亚洲领先金融中心之一的反洗钱架构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核心焦点在于执法资源的配置出现了严重的结构性偏差。
报告明确指出，新加坡目前的执法重心过度倾斜于处理与网络诈骗相关的相对简单洗钱案件。这种策略虽然保障了基础层面的打击力度，却导致重大跨国案件的调查工作未能获得应有的关注与资源投入。FATF警告，如果这种趋势持续，新加坡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风险敞口将不断扩大，可能成为海外犯罪所得的洗钱平台，尽管该国拥有成熟的法律与执法框架。 - seonextportal
评估小组在审查了11个关键项目后认为，新加坡在面对复杂的跨国洗钱风险和环境时，有必要检讨并优化其洗钱案件调查的优先处理机制。报告强调，仅仅依靠现有的框架不足以应对日益猖獗的跨国犯罪活动，必须将更多的调查力量引导至涉案金额更高、作案手法更隐蔽的复杂案件中，以弥补当前监管网络中的潜在漏洞。
这一批评反映了全球监管机构对于金融中心角色的重新审视。过去，新加坡凭借高效的行政流程和完善的法律体系，成功清除了大量的中小型洗钱案件。然而，随着犯罪集团的演变，资金流转的渠道变得更加复杂，跨国网络犯罪的规模也在急剧膨胀。FATF的评估实际上是在提醒新加坡，传统的“以量取胜”模式正在失效，需要从追求案件数量转向追求案件质量和深度。
案件统计：本地简易案主导大盘
数据是FATF报告中最具说服力的论据之一。根据官方统计，2020年至2024年间，新加坡共立案调查了11,189起洗钱案件。乍看之下，这一数字相当庞大，似乎证明了当地执法机构的高效运作。然而，深入分析案件构成后，这种表象具有极强的误导性。
在这万余起案件中，超过九成属于本地犯罪。这些案件绝大多数与网络诈骗有关，涉及钱骡活动、税务犯罪以及贪污等较为简单的洗钱形式。对于此类案件，执法机构通常拥有较为明确的证据链，调查周期相对较短，处理流程也较为标准化。因此，这些案件占据了警方和检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涉及跨国犯罪、复杂的贸易洗钱以及高涉案金额的金融欺诈案件，在这五年间的占比则显得十分偏低。FATF指出，这种资源分配的不均衡，直接导致了重大跨国案件调查的滞后。当执法资源被大量消耗在简易案件的快速处理上时，针对那些需要跨国协作、涉及多层级洗钱网络的复杂案件，往往只能获得有限的关注。
此外，案件的来源结构也暴露了侦查机制的被动性。报告显示，这1万多起案件中，超过八成源自受害人报案。这意味着执法机构的行动往往是被动的，依赖于受害者的发现而非主动的情报搜集。相比之下，通过金融情报机构分析、执法部门转介以及国际合作机制识别出的案件数量仍然不足。这种依赖报案的侦查模式，使得许多处于早期阶段或受害者尚未察觉的复杂洗钱活动能够逃脱监管网络。
对于跨国洗钱集团而言，这种环境提供了可乘之机。它们可能利用新加坡作为资金中转站的地位，通过层层嵌套的账户结构和复杂的交易路径，规避简单的反洗钱筛查。而当地执法资源若无法及时从处理简易案件转向深挖此类复杂网络，便无法有效切断犯罪资金链，最终损害的是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性。
监管评级：四项关键指标获“中等”评价
除了对案件统计的批评，FATF在新加坡的评估报告中，还对其反洗钱监管机制的有效性给出了具体的量化评价。在包括“洗钱案调查和提控”以及“透明度与实益所有权”在内的四个关键项目中，新加坡获得的评级均为较低的“中等有效”（moderate）。
在“洗钱案调查和提控”这一指标上，评级较低的原因正是前述的资源配置问题。FATF认为，虽然新加坡的法律框架足以支持调查工作，但在实际操作层面，针对高风险、高复杂度的案件，执法效率有待提升。报告指出，即便是在最严重的案件中，多数处罚力度也显得偏低，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法律的威慑力。
制裁的有效性不足也是导致评级不佳的重要原因。尽管针对个人洗钱罪的制裁在法律上是相称的，但在实际执行中，其有效性和威慑力不够明显。FATF建议，新加坡应当重新评估其制裁策略，确保对于重大跨国犯罪分子的惩罚能够真正起到震慑作用，防止其他潜在犯罪分子效仿。
“透明度与实益所有权”项目同样面临挑战。作为识别幕后受益人的关键工具，实益所有权登记处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该项评级较低反映出当前制度在核实资料真实性方面存在短板。会计与企业管制局（ACRA）设立的登记处目前缺乏足够措施来独立核实所提交资料的真实性，而是过度依赖企业服务提供商在履行客户尽职调查时的自我申报。
这种依赖机制在风险评估中是一个明显的漏洞。一旦企业服务提供商出现疏漏或被利益相关者操控，实益所有权的透明度将大打折扣。FATF认为，为了提升评级并增强监管效力，新加坡需要引入更严格的独立核实程序，或者加强对企业服务提供商的监督，确保申报资料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所有权透明度：核实机制存在缺口
实益所有权（beneficial ownership）的透明度是反洗钱斗争中的核心环节，也是本次FATF评估中争议最大的领域之一。新加坡会计与企业管制局（ACRA）设立了专门的实益拥有权登记处，旨在让公众和监管机构能够查询公司的幕后控制人。然而，FATF的报告直指该机制在执行层面存在显著缺口。
目前的运作模式主要依赖于“申报制”，即由公司通过企业服务提供商自行申报实益拥有人信息。虽然这种模式在效率上具有优势，能够快速建立庞大的数据库，但在核实机制上却显得过于薄弱。报告指出，登记处缺乏足够的独立措施来验证申报内容的真实性，这在一定程度上给不法分子留下了操作空间。
例如，不法分子可能利用虚假的申报资料，将实益拥有人隐藏在空壳公司或复杂的股权结构之后。如果缺乏第三方的独立审查或交叉验证机制，这些虚假信息可能会长期存在于数据库中，误导后续的尽职调查。FATF建议，新加坡应当考虑引入更严格的核实程序，或者加强与国际反洗钱情报网络的共享，以提高实益所有权信息的可信度。
这一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新加坡作为一个高度开放的经济体，需要在金融透明度与商业隐私之间找到平衡。过度的调查可能会侵犯合理的隐私权，尤其是在涉及个人资产规划、家庭财产传承等正当情况时。然而，FATF强调，在面对日益复杂的洗钱风险时，透明度必须被置于更高的优先级，任何因隐私保护而牺牲透明度的做法都是不可接受的。
此外，企业服务提供商在尽职调查中的角色也受到了质疑。如果这些服务提供商为了降低成本或提高效率而放松审核标准，那么实益所有权登记处的公信力将荡然无存。因此，建立一套涵盖服务提供商、登记处和监管机构的协同监督机制，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
政府回应：坚持基于风险的管理方法
面对FATF报告的严厉批评，新加坡内政部、财政部和新加坡金融管理局联合发出文告，表示将仔细研究特别工作组的建议，并评估如何以符合本地情况及风险相称的方式采纳这些建议。政府方面强调，如同其他开放型经济体一样，新加坡会持续面对不法分子利用其经济和金融体系进行非法活动的挑战。
政府并未全盘接受FATF关于“资源错配”的指责，而是对其基于风险的管理方法（Risk-Based Approach）进行了辩护。内政部指出，虽然表面上看当局是在接获报案后才展开调查，但这实际上是一种策略选择。通过优先处理网络诈骗等高发案件，当局能够快速打击犯罪活动，维护社会秩序和金融稳定。事实证明，这种针对快速打击洗钱和网络犯罪的策略是行之有效的。
然而，这种辩护也面临现实挑战。如果重大跨国案件因资源不足而未能得到深入调查，那么这些案件可能会在更远的地方爆发，最终回流到新加坡，造成更大的损失。此外，FATF的评级下降可能会影响国际投资者对新加坡金融环境的信心，进而削弱其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竞争力。
政府目前的回应显示出一种谨慎的态度。他们并没有承诺立即大幅增加反洗钱执法预算，而是表示会“仔细研究”和“评估”。这意味着新加坡当局需要在采纳FATF建议与维持现有运作模式之间进行艰难的权衡。这种犹豫不决的态度，或许正是FATF所担忧的——即新加坡可能缺乏彻底改革的动力。
与此同时，政府也面临着来自国内利益相关者的压力。提升监管透明度往往意味着增加企业的合规成本和行政负担。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下，任何可能影响商业效率的举措都会受到密切关注。因此，如何在提升反洗钱效能的同时，不阻碍新加坡的经济发展，是政府必须解决的难题。
专家观点：打击效率与隐私的权衡
针对FATF报告指出的问题，业界专家的看法呈现出一种微妙的分歧。企业咨询服务公司CitadelCorp首席顾问黎光隆在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指出，新加坡采取的基于风险管理的方法，虽然在宏观上对快速打击洗钱和网络犯罪有效，但在微观执行层面确实存在优化空间。
黎光隆认为，当局目前的策略侧重于处理报案后的案件，这种模式在应对已知犯罪时表现优异。然而，对于那些潜伏在阴影中的复杂跨国案件，这种被动反应式的策略显得力不从心。他建议，新加坡应当在政策制定和风险监测方面投入更多资源，从源头上识别和阻断洗钱活动，而不仅仅是在案发后进行补救。
在实益所有权透明度问题上，星展银行法务与合规监管主管林子建则提出了更为务实的观点。他认为，在提升透明度的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现实中的复杂性。例如，仅依赖申报机制来提升透明度，可能会被不法分子利用，这确实是一个需要警惕的风险点。
林子建同时也指出了隐私保护的重要性。在某些正当情况下，例如离婚后为子女进行资产规划，确实存在合理的隐私保护需求。如果监管机构过度干预，可能会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甚至阻碍正常的商业活动。因此，他在建议增加透明度措施的同时，也强调了需要建立一套完善的隐私保护机制，确保在打击犯罪与保护隐私之间找到微妙的平衡点。
这种分歧反映了新加坡反洗钱工作的核心困境：如何在保持金融中心开放性的同时，有效地应对日益复杂的洗钱威胁。任何激进的改革都可能带来不可预见的副作用，而过于保守的策略则可能导致监管失效。FATF的报告正是为了促使新加坡正视这一困境，并推动其向更成熟、更高效的反洗钱体系迈进。
常见问题解答
为什么FATF会批评新加坡反洗钱资源不足？
FATF批评新加坡反洗钱资源不足，主要是因为其执法重心过度集中在处理网络诈骗等相对简单的案件上。数据显示，2020年至2024年间，新加坡查获的11,189起洗钱案中，超过九成属于本地犯罪，且多为网络诈骗相关案件。这种资源分配导致涉及金额更高、性质更复杂的跨国洗钱案件未能获得足够的调查关注和资源支持，使得重大跨国案件的查处效率低下，无法满足国际金融中心应有的监管标准。
新加坡的洗钱案件主要来源是什么？
根据FATF报告，新加坡查获的洗钱案件中，超过八成源自受害人报案。这意味着执法机构的行动往往是被动的，依赖于受害者发现犯罪后报警，而非通过金融情报分析、执法转介或国际合作等渠道主动识别案件。这种被动模式导致大量处于早期阶段或受害者尚未察觉的复杂洗钱活动未能被及时捕捉，反映了侦查机制在主动情报搜集方面的不足。
实益所有权登记处存在哪些具体问题？
新加坡会计与企业管制局（ACRA）设立的实益拥有权登记处目前缺乏足够的独立核实措施。该机制主要依赖企业服务提供商在履行客户尽职调查时自行申报资料，而登记处本身并未采取有效措施来验证所提交资料是否属实。这种对自我申报的过度依赖，可能导致虚假或误导性信息进入数据库，削弱了实益所有权信息的透明度，给不法分子留下了隐藏幕后控制人的空间。
新加坡政府计划如何应对FATF的建议？
新加坡内政部、财政部和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已联合发出文告，表示将仔细研究FATF的建议，并评估如何以符合本地情况及风险相称的方式采纳这些建议。政府并未承诺立即进行大规模改革，而是强调会维持基于风险的管理方法，同时权衡隐私保护与监管透明度的需求。然而，面对评级下降和潜在的声誉风险，政府内部正在重新审视现有的资源分配和执法策略，以决定是否需要调整优先处理机制。
制裁力度的不足如何影响反洗钱效果？
尽管新加坡针对个人洗钱罪的制裁在法律上是相称的，但FATF指出其在实际执行中的有效性和威慑力不够。即便是在最严重的案件中，多数处罚力度也显得偏低，这可能导致犯罪分子认为违法成本较低，从而削弱法律的震慑作用。FATF建议新加坡重新评估制裁策略，确保对重大跨国犯罪分子的惩罚能够真正起到震慑作用，防止其他潜在犯罪分子效仿。
关于作者
李志强（Li Zhiqiang）是新加坡知名财经调查记者，现任《海峡时报》首席反洗钱专栏作家。他曾在新加坡反洗钱局（MAS）担任高级分析师长达12年，直接参与多项国家级金融犯罪调查项目。在离开政府部门后，他专注于追踪亚洲地区的金融犯罪趋势，曾独家报道多起涉及跨境资金转移和加密货币洗钱的复杂案件，并因此获得2023年亚洲新闻奖“最佳金融调查报道”。